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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谴责小说不只以上四种，其实还有大量同类作品，但就流品而言，则大都等而下之了，如鲁迅所言，“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，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，顾什九学步前数书，而甚不逮，徒作谯呵之文，转无感人之力，旋生旋灭，亦多不完。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，等于谤书；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，则遂堕落而为‘黑幕小说。”另外，晚清小说数量虽多，但艺术水准并不高，根本无法与中国小说最高峰的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四大名著相提并论，甚至也不能与前清著名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相比。如鲁迅论《官场现形记》时，说它虚实结构与《儒林外史》略同，“然臆说颇多，难云实录，无自序所谓‘含蓄酝酿’之实，殊不足望文木老人（吴敬梓）后尘。”鲁迅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时说：“惜描写失之张皇，时或伤于溢恶，言违真实，则感人之力顿微，终不过连篇‘话柄’,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。”尽管如此，晚清谴责小说对现实社会富有批判精神，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。
三　南社与革命诗歌
晚清诗坛拟古之风极盛，其流派大致有三：一为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；二为以樊增祥、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；三为宋诗派。其中以宋诗派影响最大。嘉、道之际宋诗运动勃兴，程恩泽、祁寯藻肇其端，曾国藩张其帜，何绍基、郑珍、莫友芝乘势而起，至同、光时期蔚为大观，形成具有晚清诗坛霸主地位的所谓“同光体”。同光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三立、陈衍、郑孝胥、沈曾植、陈宝琛等人。陈衍说：“同光体者，苏戡（郑孝胥）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。”钱基博论曰：“至同光体者，闽县郑孝胥之伦所为题目，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；出入南北宋，标举梅尧臣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以为宗向，枯涩深微，包举万象；盖衍桐城姚氏、湘乡曾氏之诗脉，而不屑寄人篱下，欲以自开宗者也。”同光体诗人反对“墨守盛唐”，虽主宋诗，但不专宗宋诗。他们力图打破唐诗宋诗的界限，以兼采并蓄而独创一格。陈衍认为“诗莫盛于三元”，将唐代开元、元和与宋代元祐并列，甚至说：“今人强分唐诗宋诗，又咎同光以来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，不知宋诗皆推本唐人诗法，力破余地耳。”他们作诗，多以唐代杜甫、韩愈和宋代苏轼、王安石、黄庭坚等人为模仿对象。与王闿运“力追魏晋”和樊增祥“究心于中晚唐”的诗风相较，陈衍等同光体诗人敢于打通唐宋，其境界自然略高一筹。但是，同光体同样的拟古风格又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疏离，沈曾植“作诗喜用僻典”，陈三立“好用奇字”，使其诗“生涩奥衍”。这种颇类学院派的诗，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有限的，于是晚清“诗界革命”应运而生。